杨说，王静梅脾气确实有些急躁，常因一些小事认死理，但据他所知，她从来没有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去看过病。
此后，律师刘晓媛与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蓉曾一同前往安康医院了解情况。
王静梅的主治医生潘主任称，她可能患有偏执型应激性精神病，且病程不短，只是家人没有察觉。
刘晓媛则认为，王静梅根本不需要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便要求复印病历。
潘主任以病人正在治疗中为由予以拒绝。
律师告知他，病人家属有权复印病历，并且该病历将作为杨佳案的证据使用。
这时，主任又提出需要居委会开具证明。
王静蓉赶紧去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表示自己无权作主，需向上级申请。
最终的答复是：领导不同意。
王静梅出院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没有留下相关病历及诊断证明。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上海高院的两名法官抵达北京，向王静梅送达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
核准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死刑将于七日内执行。
王静梅看罢，大惊失色：你们十一月二十一日便已下达核准书，二十四日我人在上海，为何当时不告诉我？
然而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杨佳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王静梅仍在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杨佳的申诉材料。
由于杨佳一案受害人的身份比较特殊，社会影响极大，早已从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演变为一起公共事件。
从秘密审理到公开审判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公众、网络媒体以及法律界人士的推动。
站在风口浪尖的，便是活跃于京沪两地的一众律师。
尽管有人称他们是在作秀，有人诟病其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个别律师不够专业，但他们依然活跃于这个舞台之上，自身却又深深陷在漩涡当中。
事实上，杨佳出事之后，最先接触此案的，是北京雄志律所的主任律师熊烈锁。
他本欲为杨佳提供法律援助，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王静梅——这自然是联系不上的，彼时她正在精神病院里接受强制治疗。
后来，熊律师又联系到杨佳的父亲，并与律所另一位名叫孔健的律师一道，与杨福生签订了委托协议，准备帮助杨佳打这场官司。
签完协议后，杨福生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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