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夜里九点四十，李扬从城东回来，把两张纸铺在台子中间。
“经侦上午回的话。”他说，“辛立本那张卡，礼拜二下午两点五十一在城东一台取款机上取了两千。三点零六又划走六十，收单是一家通讯代办点，跟那台取款机隔一条街。两笔走完，卡上剩八块四。”
“我下午过去了。”李扬把底下那张翻上来，“三点十一，同一个身份证在那家店登记了新号。”
“旧号呢。”
“就是上礼拜六我打给他的那个。”李扬说，“关机。”
“柜台上那个人记得他，笔录做了。”他又说，“他先问能不能不拿证办。人家说不行。他出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进来把证掏了出来。”
“新号打过什么。”傅雪蘅问。
“就一个号。”李扬说，“函下午从那儿就发了，详单夜里回的。礼拜二下午三点十七头一遍，到今天夜里四十四遍，都没接通。”
“那个号是谁的。”
“三年前八月开的户，机主一块儿问的，登记人不是辛立本。”李扬说，“马蹄乡另一个村的，七十一岁。同年十二月停机，到今天没再登记过。”
苏晓棠把笔搁下了。
“第四个。”
“拘留证今晚报上去。”傅雪蘅说。
“按哪一条写。”苏晓棠问。
“有毁灭证据、串供的可能。”韩东升说，“取空卡、换号、两天四十四遍找同一个人，三样写在一处。”
“他要是找不着人呢。”李扬说。
“找不着才要抓。”傅雪蘅说，“他找着了，我们就晚了。”
礼拜四早上七点四十，苏晓棠把那份说明写完，推到台子中间。
“上礼拜六他是证人，今天要按嫌疑人带走。”韩东升说，“中间这一段，程序上得有个交代入卷。”
傅雪蘅从头看到末一行，在底下自己添了一句，“礼拜六是我让他走的”，才签字。
“其实这一句可以不写。”韩东升说。
“写上。”
九点二十，城东，老纺织厂家属院。三零二在三楼东头。
“在家。”房东两只手插在袖子里，“早上六点多他提着个编织袋下楼，走到楼门口又提上去了。”
“这两年他跟你提过要搬没有。”韩东升问。
“没提过。上个月的房租还是他自己送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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