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您的话。”温则鸣说，“您用了六年，让这句话变成了他的话。”
“我做的事我认。但你们别把我说成畜生。”
第一轮讯问到此结束，四个小时零七分。
律师到场之后，他仍不认“杀”，只认“制止他报案时手上没轻重”。
真正让他松口的不是攻心，是第三天上午。技术组从他家车库找出了那台打印机，机身内部的走纸痕迹与“遗书”那张纸的压痕吻合，而这台机器，他六年前对办案人员说过“早就报废扔了”。
那份笔录的最后，他仍然没有说“我杀了我哥”。
他说的是：“那天晚上以后的事，我都办了。”
一条一条，办得比谁都齐整：布置绳套、踢翻凳子、放上白天在公司打好的“遗书”、按下门锁的按钮、带上门，再和保姆一起“破门而入”。
“判决那天，我要去旁听。”消息传来时，盛楠在电话里对温则鸣说。六年申诉，这个三十岁的女人声音已经磨得很平静了，只在最后裂了一下。
“温法医，我爸的糖蒜……我妈年年都腌。”
“腌了六年，没人来拿。”
结案材料归档的那天下午，驻地来了一位访客。
盛楠。
三十岁的女人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陶土坛子，坛口用红布扎着。
“各位警官。”她把坛子轻轻放在桌上，“我妈腌的糖蒜。今年这一坛，本来还是给我爸留的。”
“我妈说，让你们尝尝。”
“她说，我爸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客气话，他要是在，就会干这个——”
女人揭开红布，一股酸甜的气息漫开来。
“他会把最好的那一坛，搬来给你们。”
没有人说话。苏晓棠背过身去，肩膀抖了两下。
盛楠对着满屋子的人鞠了一躬。直起身以后，她没走。
站了一会儿，她开口，问的却是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
“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再寄材料了？”
屋里安静下来。
“不用了。”温则鸣说。
“哦。”
她“哦”了一声，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手在那个空布兜上捏来捏去。
“我这六年，每个月十五号寄一次。”她像是在跟自己解释，“材料我背得下来，装信封的顺序都是固定的：申诉书在最上面，鉴定书复印件在下面，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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