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米。
射击运动员的手。
她最重要的武器。
金手指在高强度信息处理后的生理代价不是头痛——头痛会消退。
代价是她的手。
苏晚把右手从桌面上拿起来。攥了一下拳。松开。再攥。再松。指关节的活动范围完整——屈伸自如，力度可控，没有延迟，没有失调。颤抖已经停止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她发现了一件事。
三次不自主颤抖的持续时间——不到一秒，两秒，三秒——呈递增趋势。每一次的屈曲幅度也在增加——十五度，二十度，这一次虽然幅度小但频率高。
如果递增不停止呢。
如果下一次是五秒。十秒。三十秒。
如果在她扣扳机的那个瞬间，食指的不自主屈曲恰好发作呢。
她不知道。
苏晚把照片翻回去。面朝下。纸面贴着桌面。
苏蕙兰的脸重新被扣在昏暗的木纹里。
屋外传来远处的声音。马奎的嗓子在喊谁去打水。一个川军老兵的方言回了一句什么。松林里有风穿过时的沙沙声。
头痛在峰值后的回落中变成了一种可以和它共存的背景噪音。苏晚的身体从桌前的僵直姿势中一点一点地放松——肩膀降下来，脊柱的弯曲度增加了两三度，呼吸频率回到了十四次。
渡边清一。东京帝大光学实验室。
苏蕙兰的日本学术通信对象。
渡边雄一的父亲？
一个教弹道抛物线的中国女学者。一个研究光学的日本男学者。他们的学术交流跨越了东海。折射率的测量数据在信件中往返。光学玻璃的色散参数在实验室里被共享。
学术。和平。知识的国界比政治的国界更模糊。
然后战争来了。
十七年后。
渡边清一的儿子——如果渡边雄一确实是他的儿子——端着九九式狙击步枪站在苏蕙兰女儿——如果苏晚这具身体的原主确实是苏蕙兰的女儿——的对面。
四百五十米的距离。两把高精度步枪。两对经过极致训练的眼睛。
母亲的学术通信伙伴的儿子，成了女儿的宿敌。
弹道抛物线方程从黑板上走了下来。不再是粉笔的白色线条——而是7.92毫米和7.7毫米的金属弹头在空气中划出的真实弧线。每一条弧线的终点不是黑板上的标注数字——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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