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一言不发，而那些被‘莫斯科来的同志说有特效药’的消息唤起了期待的军医与护士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谢瓦廖夫同志。
‘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这么一个身份就足以让谢瓦廖夫在普通的红军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更不用说，谢瓦廖夫同志还是一位干部。他所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
但没人逼问谢瓦廖夫同志。大家都知道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局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物，也不会是数量大到可以随时给普通官兵服用。尤其是这药物是如此的有效。
几乎每天都有伤员因为化脓感染而病情加重，每天也都有垂死的伤员被抬下车。便是如此，谢瓦廖夫同志发现军医和护士们依旧有着希望，即便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无法被挽救，但是有更多同志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要有据说名叫‘磺胺’的神药，他们就还有救。
火车终于到了鄂木斯克，这里是后方的一个大站，也有着最大的军医院。火车刚停下，就上来一群接车的军医和护士。他们简单的查看了伤员病情，凡是开始发烧的，不管是怎么引起的，先给伤员服下一片略显灰黄色的药片。对那些已经发烧烧到糊涂的红军伤员，撬开那些咬紧的牙关给硬灌下去。
随车的军医与护士看着如此雷厉风行的医疗，当即询问起这药是不是‘磺胺’。接车的军医有些讶异，“你们怎么知道的？”
军医与护士们，还有得到消息的伤员立刻指向谢瓦廖夫同志，“是这位莫斯科来的同志告诉我们的。”
接车的军医只是看了看谢瓦廖夫同志，向他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继续给发烧以及伤口化脓的伤员们服药。
谢瓦廖夫觉得自己总算为前线的同志们做了些什么，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就在此时，车厢外有人喊道：“谢瓦廖夫同志在么？哪一位是谢瓦廖夫同志。”
听到这呼喊，谢瓦廖夫知道是在找自己，随即想起了谈判失败的事情。自己的责任是免不了的，接下来就该接受上级的严厉批评了。
又看了看那些伤员，谢瓦廖夫同志走下火车，对着正在寻找自己的接车人员走去，“我就是谢瓦廖夫。”
就如所料，谢瓦廖夫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面对严厉的批评，谢瓦廖夫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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