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本来不想吹捧中国，因为现在的苏联最重要的是追求稳定，有了更先进的模式，只会影响苏联的稳定。但与马雷舍夫的工作会议却不得不提及中国的先进。如果不是为了尽快提升苏联的自身实力，基洛夫不愿意这么做。
但马雷舍夫以专业视角看中国，倒是给了基洛夫很大提示。思索了1阵，基洛夫问道：“委员同志，您认为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是从1926年而不是1928年开始大量投入实用阶段？”
马雷舍夫没有丝毫迟疑，“是的。电子管计算机的发展需要时间，我不认为中国会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拿到的技术大概落后中国2-4年。就以我国拿到的技术来看，中国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计算模型。这些模型的确定，需要大量的专业数学人才。根据我国科学院的分析报告，完成这些计算模型，大概需要3000名科学家进行10年以上的积累与研究，推算起来，中国应该是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了计算机的应用研究。
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判断。中国的科技体系建设是从1916年的东北开始，1924年，中国每年毕业4万名左右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们还需要2-5年的工作经验才能承担起行业研发的重担。中国在1928年才开始大规模与法国合作。这个时间重合，才会让我们生出中国是基于法国技术而全面发展的错觉。
如果假定中国在1926年就开始大规模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计算，才能得出中国如何拥有当下科技发展的合理解释。各国工业发展都是基于积累的数据而1步步走过来，我国是这样，欧美各国同样如此。
基洛夫委员您所说，计算机能够有效帮助做决策的人员拿到基于大量数据的方案。中国必然是通过计算机提供的大量计算数据，得出了更多有价值的方案，并且执行。这才能让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当下的成果。”
基洛夫越听越是讶异。因为他只是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判断，而马雷舍夫则是从1个项目应用者的角度分析了计算机的使用领域以及使用结果。
专家的分析不仅让基洛夫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让基洛夫在未来改造斯大林体制的设想有了更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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