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舟把年会演讲初稿调出来。
“他们准备认罪？”
“现在还不能这么判断。保持沉默不等于认罪，只能说明他的律师认为继续公开对抗的风险更大。”
“具体风险？”
“公开声明可能和后续问讯冲突，继续联系证人容易被解释为干扰调查，频繁转移研究资料也会留下痕迹。”
陈志远翻动文件，纸页声靠近听筒。
“立案前，他可以用机构声明影响舆论；立案以后，每句话都有可能进入卷宗。”
“所以他选择不讲话。”
“标准策略。减少动作，配合调取，等检方拿出证据，再决定是否承认部分事实。”
贺知舟看着屏幕上的预警机制流程图。
“他会推给谁？”
“有可能推给项目执行人员，也可能强调术中情况紧急，把追加用药包装成临床判断。”
“原始医嘱不存在。”
“这点对他不利，药品领用记录和生命体征时间线也对不上。”
“修改记录呢？”
“如果技术鉴定确认了补录时间，责任会更重。”
陈志远换了份文件。
“另外，医院的配合程度比前期高。伦理委员会冻结职务以后，院方没有继续替他发布公开声明。”
“开始切割了？”
“法律层面叫风险控制，大家理解的意思差不多。”
桌上的手机又亮了一次。
韩明哲发来柏林医学论坛的页面，Marcus原定下个月参加的三场专题讨论，嘉宾名单里已经找不到他的名字。
其中一场的主题恰好是临床研究诚信。
贺知舟扫了一眼，关掉页面。
“他沉默多久都没用。”
“你还是认为结果不会变？”
“证据不会因为他请假消失。”
“这点没错，不过调查结论需要时间。你别在这段时间自行联系涉案人员。”
“我没兴趣找他。”
“也别接受媒体的远程采访，最近有两家德国媒体在打听你的身份。”
“都拒了。”
“很好，继续保持。”
陈志远那边安静片刻，杯子碰到桌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实话，他全面停止工作，已经算是间接承认局势不利。继续留在手术台和学术委员会，只会让医院承担更高的风险。”
“他以前最在意这些位置。”
“所以律师能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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