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顾深接到一个电话。
他站在阳台上接听，声音压得很低。沈清辞在厨房热豆浆，隔着磨砂玻璃门看到他的背影——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肩膀线条绷得很紧。不是紧张，是警觉。
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
“纪怀德的律师打来的。他想见我。”
沈清辞把豆浆端到餐桌上。“在哪。”
“看守所。”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他指名要我一个人去。”
沈清辞端起豆浆喝了一口，没说话。上次纪怀德指名见她，是在城南茶馆——他抖出赵家干股的内幕，把原始合同交给她，临走前说“查到底”。她信他这一次，不是信他的人品，是信他的动机。但这次他要见的是顾深，不是她。
“你去不去。”她问。
“去。”顾深坐下来，拿起筷子。桌上有一碟榨菜，他夹了一根，放在粥碗边上。“他要说的是我爸的事。不管是什么，我都要听。”
“好。”
“但他指名要我一个人。”
“我知道。”
“你不怕他说什么。”
“怕。”她放下杯子，“但你不去，会更怕。”
顾深看着她。豆浆的热气在她镜片上蒙了一层薄雾，她没擦，端着杯子继续喝。他发现她现在说“怕”字时，语气和从前不同——从前是克制，现在是坦白。她怕，但她不拦他。
“下午你在家。”他说。
“不。我在看守所外面等。”
“外面冷。”
“车里不冷。”
“可能要很久。”
“我等过。”她推了推眼镜，“上次你在茶馆楼下等我。这次换我。”
他没再说什么。低头喝粥。
下午两点，顾深开车抵达看守所。
天色比清晨更阴沉。沈清辞坐在副驾驶，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审计准则解读》，封面旧得起了毛边。他下车前看了她一眼。她已经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有事打电话。”
“嗯。”
“出来给你发消息。”
“好。”
他推开车门，往看守所大门走去。她看着他的背影——大衣领子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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