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是新社会，我自认我也是华夏公民的一分子，因此自我约束。”
他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继续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与师父解空大师立下生死约定——只在自保和除魔执行任务时杀人。
不杀无辜。
若心魔失控，将要滥杀，先杀师父。
不忍——则自裁。
因此，我选择加入公司成为临时工。
可在半个月前，我的领导人窦乐负责人却告诉我一则消息，如同惊雷一样。
他告诉我——我不能嗜杀成性。
不能再杀人了。”
他的语速放慢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像是要把胸腔里积压了半个月的困惑和愤怒全部挤出来，一字一字地砸进会议室的空气里：“为什么？为什么——我杀的都是坏人！他们本来就该死！有我一点一点地折磨他们，一点一点地杀死他们，岂不美哉！我会把他们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不会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因此——报告领导，我的意见就是，仅代表自己，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我要杀人，我要杀坏人。
如果不让我杀——我就退出公司，不当临时工了。”
他的态度坚决得像一块被淬了火的钢，白亮、炽热、不弯不折。
自始至终，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主张，没有牵扯到窦乐半句，没有说“是窦负责人支持”之类的话。
他从头到尾都在说“我”。
但这话的杀伤力并不会因为他只说了“我”就打折扣——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到把“我要杀人”这四个字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摆在了公司最高层会议上，才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股从尾椎骨蹿上后脑勺的寒意和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