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叹了口气。
“芳子，我记得佐伯家老头子不是在工厂里当经理吗？月山制作所，还是什么名字。一个厂子的经理，怎么会连打点狱里的伙食钱都凑不出来，还要把缝纫机卖了？”
芳子送完人回来，跪坐下来收那只白瓷盘。
“月山早就关了。”
“关了？”
“去年八月的事。”芳子把盘子挪到膝前，“他们厂做民用铜件，水龙头、门把手、暖气阀。铜全被军部收走了，说是要造弹壳。厂里报了三次配给申请，一次都没批下来。原料断了两个月，工人先散了一半，后来就整个关门了。老头子那时候五十四，跑了半年,没有一家肯要。”
前田没说话。
“从去年秋天开始，他在筑地的鱼市帮人卸货，一天一块二。冬天摔了一跤,腰断了,现在躺在里屋，翻身都得人搭手。”
芳子碎碎叨叨，“佐伯太太是靠那台缝纫机在撑，街坊送来的衣服，改一件收一两角。可是现在……现在谁还做新衣服？大家都是改旧的，改到不能改了就穿着。她一个月接不到十件活。”
“那她卖缝纫机——”
“卖了三十二块。”芳子抬起头，“健一在狱里,一个月要送两次东西，一次十五块。她算过的，三十二块，够送一个月多一点。”
前田把手里的茶碗放下。
“下个月怎么办？”
“她没说。”芳子低头擦桌子,“我猜她也没想。”
“明天你给佐伯家拿50元过去吧。”前田说。
“嗯……”
当晚他真写了。
砚台磨了墨，铺开纸，收信人写的是宪兵本部一个当年一起在士官学校混过的同期。写得很客气，措辞绕了三道弯，写到最后一行,笔停住了。
步兵第三联队，昭和十一年二月，未随队调满，单独收押。
同一个联队的兵卒都跟着调走了，只把他留下来，那档案上写的绝不是“受裹连”四个字。
二二六的案子是天皇亲自过问的，主犯枪决，从犯流刑，牵连的联队被整建制调去满洲。
这一年里，陆军省内部只要沾一个“皇道派”，档案上就是一道洗不掉的印。
替这种人说话，等于往自己脑袋上贴一张同情叛军的纸。
现在自己屁股底下的火还没扑灭呢。
这时候伸手，是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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