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
当天下午，我把自己经手的每一份公函、每一张调阅凭证、每一次问话记录都找出来，核对、复印、装订成册，封面上用记号笔写上标题：《关于陆浩明同志在“6·28”专案中工作授权情况的说明材料》。厚厚一摞，像一块砖。
周主任的书面说明也在第二天下午到了。一页纸，落款是省纪委专案组，公章是省纪委的，内容只有两段话，但分量比一座山还重：“陆浩明同志系省纪委‘6·28’专案组副组长，其在本专案中的一切调查行为均经专案组授权。调阅档案、查询账户、约谈相关人员等事项，均由专案组书面授权并备案。专案组对其工作范围内的全部行为负责。”
我把周主任的说明和自己的材料一起送到了市纪委。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副主任，四十多岁，瘦高个，说话很客气。他翻了翻材料，说：“陆主任，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核实后给你答复。”
“吴主任，大概需要多久？”
“不好说。可能一周，可能两周。”
我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追问没有用，不如等。
从市纪委出来，我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我知道，市纪委不会那么快放过我。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二步，可能是找我谈话。第三步，可能是让我停职配合调查。他们不会直接说“你错了”，但他们会用程序把你拖住，拖到你精疲力竭。
回到平川，我没有回招待所，去了周主任的房间。他正在看材料，看到我进来，摘下眼镜。
“市纪委那边怎么说？”
“收了材料，说等通知。”
“等通知就是还没打算放过你。你要有心理准备。”
“周主任，他们会让我停职吗？”
“停职需要市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他们真想停你的职，一周之内就有结果。”
“周主任，那我要不要提前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你不是已经把所有证据都交了吗？”
“但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
周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你说得对。但有一条——你越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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