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把这个案子办完，要准备的东西不止这些。”他说，“刘德厚等了八年，那沓材料被退回之后经历了哪些环节，每个环节由谁经手，谁签收，谁归档，都要对应上。”
我拿过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道从“村部提交”到“县局退回”再到“去向不明”的折线。李建军坐在对面，看着那张纸上的线：“材料是怎么退的，退回到哪一步，由谁经手，有没有签收。”他说完靠回椅背，“只要有一个环节能对上，这件事就能重新接上。”
那沓旧材料还放在办公桌上，纸页泛黄卷边。刘德厚那天上午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走进办公楼，没有敲我的门。他只是想来看看，自己等了八年的那件事，是不是终于有人开始动手了。他等了八年，已经不再追问结果了，但他还会在某个晴朗的上午走到镇政府门口，穿着那件干净外套，站在院子里沉默地站上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去。他不需要我给他一个结果，只需要我知道他来过。
那些裂缝还在原处，等着被人重新填上。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已经攀过了窗框与墙面的夹角，卷须正在沿着新的方向延伸。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卷须已经触到了新的支点，正在调整角度把自己绕上去，像是在替我把那些还没被接住的事，一点一点地拉进自己的轨迹里。
那盆绿萝的藤蔓又长了一截，已经越过了窗框的最高点，卷须在空气中微微晃动，像是在试探着、寻找下一个可以固定自己的位置。它在空气中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几乎不被人察觉地，朝着书桌的方向偏了一寸。
风穿过合页间的缝隙，发出一声短促的响声，然后重新安静下来。那双暗处盯着我的眼睛已经不再重要了。而那张被他叠了几年、压在抽屉底层的复印件，已经躺在我桌面的笔筒底下。那盏灯还在亮着。那扇门缝里漏出的光线，在门前的泥地上铺开一小片暖黄色的光，像是一个刚刚落笔的分号，还在等着下一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