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周老板在合作社办公室里重新整理了一份成本清单——种子多少钱、肥料多少钱、滴灌带多少钱、人工费多少。他整理完之后来办公室找我，把那份清单放在桌上，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双手搭在膝盖上：“陆镇长，账目我已经列出来了，接下来如果有人再质疑，我会把合同翻到相应的条款，指着那条白纸黑字解释给他听。”他说完之后站起来，把清单收进文件夹里，转身走了出去。
成本清单贴出去的那天下午，公告栏前面又站了一些人。老赵的邻居看完之后没有多问，走了。又有人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来找我：“成本我看了，我能理解。我只有一个问题——年底分红，是按人头分还是按面积分？”我说按面积分，入股的土地面积越大，分得越多。他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但那一天，矛盾已经浮出水面了。村东头有一户人家，姓李，之前观望了很久一直没签。他说自己的地靠近水源，比别的地好。如果真的按面积分，他觉得自己亏了。他来找我的时候语气不算冲，但态度很明确：“陆镇长，我那块地跟别人不一样，不能只按面积分。你总得给个好地一个好价。”我告诉他，合同里写的是按面积计算，不是按质量分级。“那合同是你们定的。”他说，“你们定的，你们说了算。”
那些观望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试探那道门槛的承重。有人觉得合同条款不够细，有人觉得账目不够透明，有人觉得分配方式不公。那些声音起初很零散，各自在不同的地头、路口、院子里响起。但后来它们渐渐聚拢了。有一天傍晚，村东头的路灯下面围了五六个人。他们在商量一件事——要不要联名要求重新调整分红方式。
老赵是在那天夜里来敲的我的门。他进门之后没有坐下，站在窗边：“陆镇长，你今天听说了吗？”我坐在办公桌后面：“听说了，他们觉得按面积分不公平，好地应该多分。”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那你怎么看？我说种菜不是看地好不好，是看人会不会种。周老板种的地，不管在哪块地上，长得都差不多。好地跟差地的差距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他转过身来，“你要是不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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