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几句，但我没有仔细听，只是把他说到的三个问题记在了笔记本上。会议结束后，刘站长在走廊里拦住我。他站在走廊拐角，靠近窗户的地方：“马县长那番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不完全是针对你们镇。但你回去之后，确实要把那些流程上的问题梳理一遍。下个月工作组下来的时候，不是来看热闹的，是来验收的。”
当天下午我回到镇上，没有先回办公室，直接去了王德厚那里，把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他听完之后没有马上接话，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面上：“他批了你几条？”我说三条。他想了想：“你觉得他说得对还是不对？”我说对了一半。地力评估的标准确实是自下而上推出来的，没有走县里审定。群众聚集也确实存在，没有提前报备。但试点的目的不就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试出一条路来吗？如果每一步都要等县里先审定了再走，那试点就永远试不完。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石槽沟。到的时候李长山正蹲在合作社门口，手里拿着一把修枝剪，在修一株月季，像是专门在等我。我在他旁边蹲下来，把县里反馈的情况说了一遍。他听完之后没有马上接话，用那把修枝剪把一根枯枝剪掉，然后放回工具箱里：“批了就批了。那些蹲了几个月的人，已经在心里认定这件事能走通了。县里怎么批是他们的事，地里的菜长不长是我们的事。他们来了，地就在那里。他们不来，地也在那里。你准备好你的材料就行。”他站起来，进了合作社办公室：“我去把评估小组的人叫来，把材料理一遍。县里要补手续，我们就补手续。”
当天下午，评估小组的人重新聚了一次。李长山把评估过程中每一次会议记录、每一份签字文件都找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好。周老板也来了，他把合作社的账目重新理了一遍，把每一笔支出的发票和收据都按类别归档，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账目上没有问题。你拿去交差就行。”李建军也打来电话，说群众聚集的那几件事，他已经整理成了一份情况说明，附上了现场照片和村干部的口述记录。我把这些材料汇总成一份整改报告，在最后一页签了名。
几天后，县里那份关于土地流转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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