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跟周边几个县都有合作。规模不算大，但信誉不错。”他在地上划了一条线，“如果他们愿意来，合作社的种植规模可以扩大一倍以上。农户的保底收入也能比现在高一些。”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但有一条——他们一旦进来了，合作社的角色就会变。以前是合作社带着农户干，以后可能就是公司带着合作社干。”
那几天，我开始整理这家公司的背景材料。李建军去了一趟省城，回来之后把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放在我桌上：“这家公司注册时间、经营范围、合作过的村镇、往年的收购价格、农户的反馈，基本都列出来了。”他坐在椅子上，“规模不大，但运行得很稳。在合作过的几个县里，农户的反馈都是正面的。他们的长处不在规模上，在流程上。”
又过了两天，石槽沟那边开始有人知道这件事了。我骑车路过村口的时候，看到几个人正蹲在老槐树底下说话，看到我过来，有人站起来，走到路边，声音不大不小：“陆镇长，我听说有家公司要来，要跟合作社合作。”我停下车，“是有一家在谈。”“那咱们的合同还算不算数？”他站在路边，“我们签的合同是跟合作社签的，不是跟公司签的。要是公司来了，合作社还有没有用？”我告诉他，如果合作谈成，合同的主体还是合作社，公司在外面负责技术和市场。他听完之后没有马上接话，回到老槐树底下继续蹲着了。
那段时间，关于“公司来了之后合作社还有没有用”的议论开始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合作社可能会被公司取代，有人说农户的保底收入会提高，有人说合同会不会重新签。李长山在村委会门口抽完了一根烟，进了办公室，没有主动去解释什么。
周四下午，我召集了一次碰头会。参会的是李长山、周老板、李建军，还有几户农户代表，包括老李和老赵。周老板把合作意向的情况说了一遍，李建军把调查到的背景情况也说了一遍。会议的最后，我站起来：“这家公司愿意来，说明平川镇的土地流转已经走出了试点的阶段。但公司来了之后，合作社不会撤。合同的主体还是合作社，公司的角色是技术指导和市场渠道。”我停顿了一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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