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的光荣，而夷陵想自搞一套，便是越界。
就连整个中书门下五房内部，也有不少人都赞同工部。
苏泽就听到了几种声音：
「若允夷陵自办，他处效仿，如湖广、江西皆言其水道特殊，纷纷请设船厂，朝廷如何负担？工部又如何统管？」
「张元忙有干才，然夷陵一地，能聚拢多少精熟轮机之匠？工部积数十年之力，方有今日之匠官体系与营造法度，地方仓促为之，恐难成器，反误事机。」
苏泽很清楚，中书门下五房也可以算是条条之一，甚至是条条中的条条，所以对地方上的「僭越」想法，出于本能的反对。
但是苏泽却有不同的看法。
张文弼和他的工部同僚们，站在「条条」的立场上，维护著集中统管的效率与秩序，这逻辑本身在技术匮乏，资源有限的年代并非全无道理。
但苏泽作为穿越者，他看到的问题更深远。
他想到了更深层的东西一一体制的僵化。
「条条…」苏泽在心底咀嚼著这个词。
它意味著垂直的、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专业领域内的绝对权威与资源垄断。
工部都水司的逻辑，不就是典型的「条条」思维吗？天下工造，唯我独尊，地方只需按需申报，由中央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调配。
听起来高效，整齐划一。
是不是很熟悉？
苏泽想起了后世那个庞大的北方邻居，那个以强大重工业体系傲视全球的「巨熊」。
它的解体崩塌，后世众说纷纭，常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
但苏泽在穿越前研读那段历史时，却有著更深一层的体悟。
计划本身或许并非原罪，真正勒死经济活力的，是那无所不包，僵化凝固的「条条」枷锁！在那个体系下，庞大的中央部委（条条）掌握著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源，技术标准和分配权力。地方（块块）沦为纯粹的执行者，毫无自主性可言。
这套体系，在战时自然是效率十足。
可一旦脱离战时，民众开始需要个性化民用产品的时候，就无比的僵化了。
一个边疆的工厂想改进一个螺丝钉的工艺，需要千里迢迢向莫斯科的某个部委申请，等待层层审批。需求的细微变化无法被灵敏捕捉，技术的叠代在官僚体系下迟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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