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于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于抱薪救火。
于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
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事乃成耳』了。
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居天下之中，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
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却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于『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
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最后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
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后会对士族全盘妥协，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而曹不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
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而真正贯彻到底的，只有大汉一国而已。
在丞相严刑峻法、密网束下的治理下，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
这是《汉科》的功绩。
可如今也成了它的局限。
它是一剂猛药，专为益州一州之地的沉疴积弊而配制。
当大汉的版图还蜷缩在巴山蜀水之间，当北伐大军的粮草全靠蜀中汉中供应，当朝廷的政令可以四通八达数日可至的时候，《汉科》的严刑峻法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可如今，大汉疆域从一州之地扩展到了益州、关中、陇右、荆州，乃至半壁交州，地广数千里，治下百姓从百万之众增长到了四五百万，政令难以通达，官吏严重不足。
若仍以治一隅之地的严刑峻法遍施于四方州郡，必然引发动荡。
因为根据蜀科稍作修改的《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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