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的，却仍能想起靠窗的位置——我在那儿与老罗对坐办公，也写过好多文字，修改过好多篇校刊稿件，还写过好几封寄往文教局的调动申请，一心想回到马伏山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每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
“想啥呢？”老向走过来，手里捏着片梧桐叶。我摇摇头，忽然看见墙根的角落里，还立着台老式油印机，蒙着层厚厚的灰，像头打盹的老黄牛。
“舍不得？”老向笑了，“人往高处走。你现在做计生工作，行使行政执法，不也是在教人家怎么过日子吗？”
傍晚的夕阳把校门染成了金红色。老刘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的塑料袋空了，想必是把水果糖分给了放学的孩子。老向送我们到门口，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给你，当年你参加征文的获奖证书，一直替你收着。”
老向不说我都忘记了这件事。那奖状边角已经卷了，却被塑封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活动合影照。那照片上的我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里的光比此刻的夕阳还亮。当时的我，是立志要做新时代的文学青年，可是受阅历的限制，总是有一种江郎才尽的苦闷。直到九十年代初以陈小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观看，为我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看外面精彩世界的路子，从此有了闯江湖与体验生活积累写作素材的决心。
“回去吧。”老向挥挥手，转身时的背影，在地上投成个佝偻的问号。
走出校门时，学生们正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声响漫过国道。姚家宾馆的老板娘在门口招手：“姚老师，住店不？给你算半价。
”我笑着摇头，看老刘正跟卖烤红薯的摊主聊天，手里的烟卷在暮色里明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