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迫切需要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思想变革，稳——
定自己的权威和统治。
而在政治运动之前，是政治氛围。
在太子没有登基之前，对己下所有功臣、能臣，竭尽所能的袒护。
这就使得部分功臣、能臣逐渐无惧无畏，以为新朝天子是仁恕，甚而是软弱的，不管出了什么问题，自己都不会死，甚或连圈禁都不会有。
大不了就「荣休」嘛。
再清再直的谏议之臣，见到这「君臣相护」的场景，也不免为之发怵，发现问题，不能谏议，不敢谏议。
因为，这样的君臣没有「破绽」。
而太子大朝会上的所作所为，便是主动暴露了破绽，以己身为表率，阐述了大汉律法的至高无上。
所有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只要犯法，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天子主动救功臣、救臣民一次，这是仁恕。
他日功臣、臣民再犯错，想求天子再救自己，就要先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为臣之道。
若有为臣之道，那就该知道，不能令君父忧，不能令君父为难，该自尽自尽、该受刑受刑，勿让君父挂怀。
若没有为臣之道，那就是不敬，君父凭什么再救？早就该死！
这叫什么？
一根筋，两头堵！
功臣们，不再有「不死之身」。
谏议之臣，才有了发挥的机会和空间。
政治氛围一旦开启，接下来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显得唐突。
太子便能借机达到政治目的，贯彻政治意图，而不会激起臣民的反对，乃至于反抗。
再有功臣之死，非是太子所杀，实为自作孽，不可活。
丝丝入扣。
和太子相比，当初他即位时，为了解决太皇太后政治，盲目的立明堂、改正朔、定服色、弃道尊儒，等等，以虚空造牌的方式，开启「独霸」的政治氛围，就显得太愚蠢了，而教训也是惨痛的。
当然，他和太子不太一样。
他生于孝景帝元年，孩童和少年时代，是在大汉国运直线上升的局势里度过的，唯一的危机七国之乱，发生和平定都在他三岁那年，之后四岁便被封为胶东王，七岁便被定为太子。
生于富贵、养于安乐。
而太子，生于富贵不假，养于安乐就不太对了，大汉国运在下滑，另外，他过于忌惮卫氏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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