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看。”
客栈在小东门一条窄巷的深处,门脸不大,挂着一块褪色的木招牌,上面写着“平安客栈”四个字。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姓周,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满脸肉往两边堆。她带着贝贝看了房间——二楼靠里的一间小屋,一张窄床,一张木桌,一把椅子,窗户朝北,推开能看见隔壁的屋瓦和远处的一线天光。床单是粗布的,洗得发白,但干净。
“住多久?”周老板娘问。
“先住三天。”
“六毛。押金一毛。一共七毛。”
贝贝从内兜里掏出蓝布包,数了七毛钱出来。周老板娘收了钱,在柜台上的本子里记了一笔,递给她一把铜钥匙。
“吃饭的话,楼下有灶,自己烧。柴火钱另算,一天五分。水随便用。”
贝贝点点头,上了楼。她把门关上,插好门闩,在床边坐下来。包袱放在膝盖上,她一层一层解开,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两件换洗衣裳,一件是蓝布褂子,一件是碎花衬衫,都是养母给她做的。一卷绣线,红黄蓝绿白,五色俱全。三根绣针,用一小块油纸包着,针尖朝下插在纸包里。最后是那个油纸包,她捏了捏,里面硬邦邦的,是玉佩的轮廓。
她把油纸包拿起来,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她拿起那卷绣线,解开线头,穿了一根针。针尖在灯下亮了一下,像一滴水。
她坐在床边,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天光,开始绣。绣的是水乡的菱角。两片菱角叶,一片深绿,一片浅绿,交错着铺在水面上。针脚细密,每一针都压着前一针的尾巴,看不出接缝。她绣得很慢,但很稳。手指在布面上翻飞,像是在弹一首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曲子。
绣到第三片菱叶的时候,天彻底黑了。她放下绣活,摸了摸枕头底下。油纸包还在。她把被子展开,铺好,躺下来。床板很硬,枕头是荞麦壳的,硌得慌。窗外的上海还在响——汽车喇叭声、黄包车的铃声、远处码头的汽笛声、楼上楼下住户的说话声——所有的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不开的粥。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养父躺在病床上咳血的画面又浮上来。她闭着眼,攥紧了被角。
第二天一早,贝贝抱着包袱出了门。
她昨晚在客栈楼下烧水的时候,跟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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