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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冬日，雾气浓重，带着湿冷的寒意渗入骨髓。冷清秋裹紧了略显单薄的大衣，快步走在前往大英博物馆的石板路上。她的面颊因寒冷而微微泛红，眼神却清亮专注，脑中仍在思索着昨日翻阅的那份关于敦煌变文的残卷与中古汉语语音演变之间的关联。
在东方学院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她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整理者，开始主动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她发现，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剑桥等机构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尤其是那些在近代动荡中流散海外的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许多版本在国内已难觅踪迹，其间蕴藏着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学术富矿。
她的研究助理身份，使她获得了查阅这些珍贵馆藏的便利。她开始系统性地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文小说、戏曲类古籍编撰更为详尽的联合目录与内容提要。这份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深厚的学养，但她乐在其中。每辨认出一个模糊的钤印，每考证出一位湮没无闻的作者，每梳理清一个版本的流传脉络，都让她有种与历史对话、为文化续命的使命感。
这日，她正在博物馆那恢宏的阅览室内，对着一部明刻孤本《青泥莲花记》做笔记，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英国学者在她对面坐了下来，礼貌地询问她正在研究的版本情况。
这位是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一位以翻译中日文学著称的杰出学者，虽不常在校，但名声显赫。冷清秋早闻其名，此刻见到真人，心中不免有些敬意，但仍保持着学术上的沉着。她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版本价值及其反映的明代市井文化的初步看法，英文流利，观点明确。
韦利先生显然对她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能有如此见解感到惊讶。两人就明代白话小说、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与阐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韦利先生学识渊博，但并无倨傲之色，对冷清秋提出的某些关于翻译中文化意象传递的困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感。
“冷小姐，”交谈末了，韦利先生诚恳地说，“你对文献的熟悉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我正在为《亚洲学院学刊》组一期关于东亚叙事文学的特辑，不知你是否愿意就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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