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王旭没写作业。
他把作业本收进书包，拉好拉链，放在长椅下面。然后爬上椅子，趴在窗台上往外看。
院子里灯亮着。老槐树一动不动。今晚连风都没有。
大伯在屋里来回走，三步一趟，三步一趟。
“你能不能别走了？”王旭头都没回，“走得我头晕。”
“你不紧张？”大伯停下来，搓了搓手。
“有什么好紧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来找令牌的。”王旭把脸贴在玻璃上，呼出的气糊了一小块，“而且他又不知道令牌在我们这儿。”
大伯张了张嘴，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烟，叼了一根在嘴里，没点。
王旭从窗台上滑下来，走到大伯面前，仰着头看他。
“大伯，你怕不怕？”
大伯愣了一下。他蹲下来，跟王旭平视：“你都不怕，我怕啥？”
“你撒谎。”王旭说，“你手心全是汗。”
大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都是汗。他在裤子上蹭了蹭，站起来。
“你别出去了。”他说，“不管谁来，你都待在屋里。”
王旭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转身回到窗台上，继续往外看。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指针一格一格地挪。八点，九点，十点。
十点二十三分。
院子里亮着的灯忽然闪了一下。
不是灭。是闪了一下，像眼皮眨了一下。
王旭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来了。”他说。
大伯把烟从嘴里拿出来，攥在手心里。烟卷被捏扁了，烟丝掉出来。
“你进屋去。把门锁上。”大伯说。
“你呢？”
“我出去看看。”
“你打不过他。”
“我不打。我就看看。”
王旭盯着大伯看了两秒，然后转身走进值班室里屋，把门带上。门没锁。他留了一条缝。
大伯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白晃晃的日光灯，照得地上的瓷砖反光。大伯走到走廊中间，停下来。
大门外站着一个人。
不是昨晚那个黑衣人。那个人穿的是深色衣服，帽檐压得很低。这个人穿的是灰色夹克，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
他在推铁门。一下，两下。铁门锁着，哗啦哗啦响。
大伯没动。
那个人推了几下，停下来。他抬起头，朝殡仪馆大楼看过来。
大伯看不清他的脸。太远了。但他能看到那个人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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