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列为证人。”李建国很诚恳地说，“我现在的公司跟清平没有业务往来，我不想因为十年前的事影响现在的工作。而且，我已经不在体制内工作，知道有些报复和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裴清越没有立刻答应。
她看了周副处长一眼，周副处长微微点了一下头。
虽然他们都很不想承认，但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李建国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不对外公开你的证人身份。”裴清越说，“但底本原件需要留在省纪委档案室存档。”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文件夹推过桌面：“拿去吧。就当是我当年工作交接时候留下的。”
这句话再次声明了他不愿公开自己作证的想法。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见证过一些事，在体制内工作过，又离开去了企业工作。
也许其中还有别的原因，但不能排除他在理性对待自己的生活。
裴清越接过文件夹，没有当场打开。
她把文件夹放在自己面前，拿过记录本，继续问：“当年范伟让你剔除离散值的时候，有没有提过其他要求？”
李建国想了一下：“他说过一句，‘这份数据暂时不用跟下面县里同步，技术不成熟，很容易让一些急功近利的基层干部做出不合适的事，等以后有合适时机再说。’我当时没在意，是因为他的话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裴清越和周森龙再次对望了一眼，搞技术的，确实不像他们，还真是有些话直接就敢说出来。
这份坦诚，从某个角度而言，确实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
谈话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
李建国配合得很好，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刻意美化自己当年的角色。
他说自己当年只是执行指令，保留底本是出于工作的职业习惯，并不是预先知道范伟会有后续动作。
但当裴清越问到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时，他沉默了几秒。
“我知道范伟的性格。”他说，“他在省发改委的时候就很谨慎，做什么事都不留尾巴。这样的人退休后去企业做顾问，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我只是没想到会拖十年。”
从李建国的谈话中，裴清越对范伟的性格了解又更深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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