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完整的小周天。”
他顿了顿，从碗里拈起一枚铜钱，轻轻一弹。铜钱旋转着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弧，不偏不倚，落进我摊开的笔记本里，压住了我刚抄下的“子午流注”四个字。
“你母亲今天下午三点零七分会打来电话，问你回不回家吃端午粽。”他说，“她左耳垂有颗痣，米粒大，褐色。你父亲上周三摔了一跤，右膝擦破，没告诉任何人，但纱布下渗了血，现在正洇开第三圈淡红。”
我僵在原地。母亲确有耳痣；父亲摔跤是上周三深夜，我亲手给他包扎的——可纱布是我今早换的，血迹洇开几圈，只有我自己知道。
他收起铜钱，把青瓷碗推到我面前：“想验证？摇三下，心念一人，问一事。别想结果，想‘此刻’。”
我照做了。铜钱落定：两背一正。
“你问的是‘她会不会来’。”他忽然说。
“谁？”
“穿红裙子、拎蓝布包的女人。她站在文化馆东门第三根电线杆下，正往这边看。手里攥着一张纸，折了三次，边角都毛了。”
我猛地转身。东门第三根电线杆下，正站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绛红色的确良裙子，洗得发白，肩上挎一只褪色蓝布包。她确是朝这边望，右手紧攥着一张纸，指节泛白。
我再回头，阿阮已收拾好蓝布摊，铜钱收入袖中，青瓷碗倒扣在臂弯里。他经过我身边时，袖口掠过我的手背，凉得像一块浸过井水的青砖。
“记住，”他声音轻得几乎被市声吞没，“小周天内，人不是被命运推着走，是被‘此刻’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你越想挣脱，钉得越深。”
——
后来我查过所有档案：滨海市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无任何“阮守拙”的出生记录；渔港路17号船屋，产权属已故渔民陈阿炳，一九八八年注销；文化馆旧书市摊主名录里，从未登记过青瓷碗与铜钱摊位。
可阿阮真实存在。
他出现在菜市场鱼摊旁，帮卖蛏子的老妪算今日“申时三刻”必有暴雨，劝她提早收摊。暴雨果然在四点二十一分倾盆而至，雨线斜得像刀锋，劈开整条解放路。老妪躲进屋檐下，掏出怀里的搪瓷缸，舀了一勺雨水递给他：“阮师傅，喝口‘天水’，压压时辰。”他接过来，仰头饮尽，喉结滚动时，我看见他颈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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