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道细长旧疤，形如新月，边缘微微凸起，像一道凝固的闪电。
他出现在纺织厂女工宿舍楼顶，指着晾衣绳上一件湿透的鹅黄色衬衫说：“这件衣服，今晚十一点四十四分会被风吹落，挂在对面变电箱铁丝网上。穿它的人，明早七点零三分会在厂门口摔一跤，左膝擦伤，但会捡到一张五十元钞票——钱是假的，但编号尾数是‘’。”
当晚十一点四十四分，鹅黄衬衫飘落，卡在铁丝网缝隙里，像一面小小的、湿漉漉的投降旗。次日清晨，穿衬衫的姑娘果然在厂门口被碎石绊倒，膝盖渗血，而她伸手撑地时，指尖触到一张被露水打湿的钞票——新版五十元，编号尾数正是。她兴奋地举起来给同伴看，我隔着铁门拍下照片。三天后，人民银行滨海支行鉴定：纸币油墨未干，凹印失真，是昨夜刚印出的假钞，版模来自本市郊外一处废弃印刷厂地下室。
我们顺藤摸瓜端掉制假窝点，缴获三台胶印机、两吨空白钞纸，以及一本硬皮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钢笔字力透纸背：
“小周天推演日志·一九九二年五月”
“五月十七日，申时三刻雨，酉时初晴，戌时风起。
五月十八日，卯时三刻，陈桂英（纺织厂挡车工）左膝擦伤，拾假钞壹张，编号尾。
五月十九日，辰时，假钞流入菜市场肉摊……”
字迹，与阿阮刮铜钱时指甲的弧度，完全一致。
可笔记本最后一页，日期停在五月十九日。之后再无一字。
而五月二十日清晨，阿阮消失了。
不是人间蒸发。是“消失”本身成了证据。
那天我接到匿名电话，声音经变声器处理，像生锈齿轮在转动：“去码头。潮位最低时，找‘停泊序号7’的趸船。他在等你。”
我赶到时是凌晨四点十七分。退潮线裸露出大片黝黑滩涂，腥咸的泥腥味混着柴油味扑面而来。七号趸船孤零零泊在浅水区，船身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锈迹，像凝固的血痂。我跳上甲板，手电光柱刺破黑暗——舱门虚掩，门缝下渗出一线微弱的蓝光。
推开门。
舱内空无一人。只有一张木桌，桌上放着那只青瓷碗，三枚铜钱排成三角，碗底压着一张对折的信纸。
我展开信纸。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三行字，用极细的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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