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宴爽快地应了："方丈有心向善，朕自当允准。慈恩寺讲经道场保留为特许免税之列，寺中住持、高僧在此讲经修学，一切供奉照旧。只是田产一项，朕希望方丈能带头做个表率。"
老方丈走后，沈清宴坐在暖阁里，将那卷《金刚经》拿起来翻了翻。纸页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了，看得出来是常常诵念的经卷。他看了几页便合上了，放在案角，没有再多翻。
像大慈恩寺这样愿意主动配合的，毕竟还是少数。真正棘手的是那些偏远州县的寺庙。沈清宴通过暗线和地方奏报陆续得知，有些寺院在敕令下达之后连夜转移田产，把名下田亩挂靠到当地豪族名下，或者假托"已施舍给信众"的名义来规避清查。有人甚至私下串联，试图联合鼓动地方百姓对抗朝廷清田，美其名曰"护法"。
沈清宴对这类行为毫不手软。他亲自点名了几个跳得最凶的寺庙，由姚崇巡按期间亲自带人查封寺产，将主持收押问审。查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有人用寺田收租，租额比官田还高，佃户种一年下来只剩半年的口粮。有人把寺田挂靠在自家亲族名下，每年收益归僧人私分，账目上却写着"香火供奉"。还有一座寺庙住持将寺田出租给流民耕种，却不许流民登记户籍，等于朝廷既少了一户纳税农户，又多了一个隐户。
姚崇将查实的情况汇总成册送回长安。沈清宴批阅之后直接降旨，把涉事僧侣全部勒令还俗，按照隐匿人口、偷税漏税的律条处置，同时没收该寺全部超标田产。这件事传开之后，各地寺院的暗中小动作顿时收敛了大半。
到了开元二年年底，第一阶段的田产清查基本结束。全国范围内，寺院上缴超额田产约一千二百余顷，加上此前已经自动申报退还的部分，合计接近两千顷。这些田地全部被划入公田或直接分配给无地流民。沈清宴看着户部呈上来的汇总数字，心里终于有了几分踏实。
但真正让他感到满意的，是度牒制度开始发挥作用。开元二年度牒发放总数由户部统计，全年度全国新发度牒只有一千二百份。这和往年动辄几千人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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