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河说，他记。楚河口述一个概念，他追问细节，楚河展开论述，他逐字记录。
有时候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楚河喝着清酒，说到兴起处会站起来，在纸上画逻辑框架图。
那些框架图，现在也在手稿里。被小野次郎重新誊抄了一遍，笔迹换成了自己的。
“我们共同署名。”
他对楚河说过这句话。不止一次。
楚河每次都笑着点头，说“小野君客气了，这些想法能被整理成文字，全靠你的功力”。
客气话，小野次郎当然听得出来。但他更清楚的是——楚河信了。
一个华人，在满洲国，能有什么话语权？帝国大学的学术期刊不会刊登一个华人警察的论文。
东京的出版社不会出版一个华人的哲学著作。就算署了名，谁会在意？
小野次郎把手稿的最后一页翻开，目录后面的致谢部分，他写了一段话——
“本书之全部思想，皆源于吾三十余年之人生之思考。驻满期间，于东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上，目睹权力之更迭、秩序之重构、文明之碰撞，方悟得真理与话语之深层关系。此书非书斋之作，乃生命之结晶。”
他又读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
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每一个论点都来自他的亲身经历。每一次精妙的逻辑推演，都是他小野次郎独坐灯下、苦思冥想的结果。至少，纸面上是这样的。至少，东京那些从未踏足满洲的学者们，会这样认为。
一个在殖民地前线工作的帝国军人，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跨时代的哲学巨著——这个故事本身，就足够动人。
小野次郎把手稿整理好，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已经写好了地址——东京神田区，岩波书店编辑部。
明天一早，用外交邮袋寄出去。两周之后到东京。一个月后上编辑的案头。
这本书一旦出版，哲学界会炸开锅。
那些概念太超前了。超前到让人无法相信这是1936年写出来的东西。但正因为超前，所以震撼。正因为震撼，所以——
小野次郎·哲学家。
这个头衔，比少佐的军衔，比植田大将侄子的身份，都要让他兴奋。
军人是工具。政客是棋子。但学者，是被历史记住的人。
他把信封封好，用火漆印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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