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人撤回安全屋，流通渠道关闭。就是上次我向您汇报过的那些。”
“第二套——”他微微侧头，“是格里戈里——也就是裁缝负责的。美元、英镑，还有法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渠道，和卢布线没有任何交叉。”
楚河的眉头动了一下。“完全没有交叉？”
“完全没有。”切尔诺夫的语气很笃定。“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设计的。五种货币，两套系统，人员不重叠，渠道不重叠，连信箱都不共用。安德烈手下的人不知道格里戈里的存在，格里戈里手下的人也不知道安德烈。”
“卢布线出事以后，我第一时间冻结了安德烈那边的所有动作，但格里戈里这边没有停。”
“现在还在运转？”
“在运转。”切尔诺夫说，“美元走的是跑马场和几家贸易公司，英镑走香港的渠道，法郎走法租界本地的几家地下钱庄。每个月的流量大概在……”他沉吟了一秒，继续说，“等值三百二十万美元左右。”
“说说这个裁缝。”
对于手下的人，切尔诺夫并没有向K先生隐瞒。
“他的代号是裁缝，实际掩饰身份是钟表匠。跟了我二十三年。”
“1913年，在鄂木斯克。他当时是我手下的一个通讯兵。十九岁。”
二十三年。从沙俄到内战，从西伯利亚到上海。一个通讯兵跟着他的长官，从冰天雪地里一路逃到了这座繁华的远东都市，然后开了一家钟表店，秘密进行反苏活动，目前替组织洗钱。
“他的家里人呢？”楚河问。
“他的妻子安娜去年得了肺结核，很严重。上海的医院治不了，需要德国的链霉素——那东西在远东根本买不到，黑市上一支要八十美元，一个疗程下来，少说两千。”
“是我我联系了一个叫'同胞救助会'的慈善组织。”切尔诺夫说，“白俄侨民圈子里的互助团体，专门帮助流亡同胞解决医疗和生活困难。他们在柏林有渠道，能弄到德国药。”
“我替裁缝写了申请，药寄到上海，安娜做了三个月的治疗，总算捡回一条命。他很感激我。”
楚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这么看来，这个“裁缝”戈里忠诚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楚河还是把“同胞救助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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