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
“这位就是你的那位左膀右臂，裁缝？”
切尔诺夫微微鞠躬。
“是的。K先生，这是格里戈里·安东诺维奇·伊万诺夫。代号裁缝。1913年我还在军队的时候，他就在鄂木斯克编入我的通讯排，至今跟随二十三年。”
K先生的左手从龙头棍上抬起来，往下压了压。
“坐吧。”
格里戈里的腿弯了一下，半个屁股坐回椅子上。
他终于腾出手来，飞快地用袖口蹭了一下额头。汗水已经蹭出了一道湿痕。
颤抖着，他弯腰打开脚边的棕色皮箱，从里面取出一个用绸布包着的扁平盒子。
“K先生。”他尽力控制住嗓音里的震颤，“这是我准备的一点薄礼。一只老怀表，1889年百达翡丽的三问表，不算贵重，但是难得的收藏品……”
话音未落，就被K先生打断，他杵在身前的龙头棍上的左手轻轻一抬。
身后的黑衣人无声地上前一步，接过盒子，退回原位。
“有心了。”
这三个字说的客客气气的。
这是一个上位者的教养和礼貌，但礼貌中也掩盖不住那种骨子里的骄傲。
K先生的手指在龙头棍的顶端轻轻敲了一下。翡翠珠子发出极轻的脆响。
“说说吧。”
格里戈里抬起头，对上了那双平静到几乎空洞的眼睛。
“在上海，你的工作路径是如何开展的？”
那几个字从K先生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格里戈里终于听出来了——那些音节尾巴的生硬不是口音不标准，而是某种被刻意压制住的东西。
“的”字收得太干脆，“如何”两个字之间有一个极短的停顿。
这是日本人说中国话时特有的节奏痕迹。掩饰的很好，但格里戈里判断出来了。
K先生，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