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市区边缘的一个工业区里，规模不大，一栋三层楼，一楼是仓库，二楼是生产线，三楼是办公室和样品间。门口没有挂牌子，只有门牌号。我给刘老板打了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说自己是平川镇的镇长，赵明远介绍的，想跟他聊一聊。他听完之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你上来吧。”
刘老板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说话语速偏快，带着浓重的温州口音。他先给我倒了杯水，然后说：“赵明远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了。你们那个镇，我没听说过。远不远？”我说从温州过去，先坐火车到省城，再坐大巴到县城，再坐车到镇里，总共大约十个小时。他听完摇了摇头：“太远了。我的鞋要运出去，运费成本太高。”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的时候，动作轻而稳：“你们那边，有没有现成的厂房？”我说有的，六间修好的校舍，能改造成车间。他点了一下头，没有立刻否定：“那水电呢？”我说水电已经接通了。他又问：“人工呢？一个月大概多少？”我报了一个数字。他听完之后没有说话，目光落在我身上，像是正在把那个数字放进脑子里，和别处做过的对比正在逐一翻页，直到找到一页条件与距离相互抵消的区域才停下来。
告别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伸出手，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一片还未完全干透的胶水渍：“资料你留下，我看看。但有一条——我不会因为方远和赵明远的关系就决定去。能让我去的，只有划算不划算。”我说这个道理我懂。
从工业园区出来，我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那排校舍修好了，那段路铺平了，水电也接通了，但这些对刘老板来说，加起来也抵不过那十个小时的路程。那根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我拿出手机，给王德厚发了一条消息：“温州这边，有一个做鞋的老板感兴趣，但嫌路远。我得再想想办法。”王德厚过了一阵才回：“厂房已经修好了，剩下的不是路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让他看到不来的理由。”
那天晚上回到旅馆，我把刘老板的名片放在桌上，旁边摊开平川镇的资料，看了一遍又一遍。刘老板不是不想迁，是还没有找到足够让他动心的理由。那个理由，光靠资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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