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青菜捞起来，放在旁边的篮子里：“那这个事，不办也行。”
“你等了八年，不办了？”我问他。
他说：“八年了，我已经不想再跑了。你要是觉得能办，就帮我走一遍。办不成也没事，我早就习惯了。”他蹲在门槛上，伸手把那沓文件拿起来，翻了一下，又放回原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你帮我把这个事翻出来，我已经知足了。”他转身进了屋。门没有关。
我站起来，在他家的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墙角有一把旧椅子，椅背上搭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在风里微微晃动，像是正在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替一段被搁置太久的时间重新确定方向。院子里有晒干的辣椒、墙角放着的旧椅子、晾衣绳上挂着的旧外套，都是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日常用品。
刘德厚说那些话的时候语气不紧不慢，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急促。但他愿意把那些事说出来，不是因为他还想讨一个结果，只是因为他知道有人问起了，就原原本本地把话放下。
天黑之后，我从刘德厚家出来，沿着土路往回走了一段。双河村口那段新路的路灯已经亮起了，路面在暮色中泛着灰白色的光。他在自家院子里摘下最后一根辣椒蒂，拍了拍手，然后站起来，把竹匾端进屋里，关上了门。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等到那扇门关上之后才转身走回镇上。
镇长不好当，不是因为事多，而是因为有些事已经拖得太久了。久到当事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会有一个结果，久到材料已经找不全了，久到经办人已经不在了。但那些事不会自己消失，它们会变成一条裂缝，被一层又一层灰尘盖住，等着有人愿意蹲下来，把覆盖在上面的灰尘拂开。
刘德厚等了八年，连他自己都不太确定自己还在等什么了。但既然有人愿意替他把那沓旧文件重新打开，他就在院子里一边剥豆子一边等着。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卷须已经攀过了窗框与墙面的夹角，正在沿着新的方向继续延伸。风穿过那扇半开的窗户时，把桌面上一张旧名单的边角掀起来，又落下去。刘德厚在自家院子里摘辣椒的时候，风把他放在墙角的旧外套吹落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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