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开进村口，停在合作社的简易办公室门口。省里的调研组进了办公室，没有马上看材料。周处长走到墙边，看了一会儿墙上贴着的图表，在一张标注着流转地块编号的示意图前停了一下：“你们这个流转模式，农户都愿意签吗？”我说愿意，第一年签了十二户，今年又有三户主动来签了。“那你们是怎么让农户相信的？”他问。我说合同是规范的，租金一年一付，合作社是跟村委签的协议，村民能看到租金到账。
他没有继续追问，转头去看下一张图表了。他在办公室里待了大约三十分钟。从办公室出来之后，又沿着田埂走了半圈。在地头蹲下来，伸手拨了一下菜苗的叶片，然后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指。临走前他回了一下头：“你们这个试点，走得稳。规模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实了。如果其他乡镇都像这样起步，省里就不用担心试点跑偏了。”
当天晚上，我沿着那段新路走了一趟。路灯已经亮了，路面在暮色中泛着灰白色的光。石槽沟那边，调研的人已经走了，菜还在长。那些在背后递话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被覆盖了。风从田野那边穿过来，带着傍晚的凉意，吹过那片刚刚被省里的人踩过的田埂，绕过地头，贴着地面，一直铺向远处那些正在等待被翻开的土地。有人在背后递过话，有人想把这个试点往后挪一挪，但调研组的人亲自看过了，在田埂上蹲了下来，伸手拨开叶片，看完了菜根和土壤，然后说了一句“走得稳”。下一次会议桌上，当有人再拿“选址偏”“规模小”来说事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在桌面上形成一个新的支点——它可以被重复、被引用、被当做证据。
我推开铁门，走进院子，在月季花盆旁边蹲了一会儿。那盆绿萝在窗台上安静地生长着，叶片在路灯的光线中泛着一层暗绿色的光，枝蔓越长越长，已经快触到窗框的另一边了。风穿过院墙的时候，我听到远处田野里传来一阵低沉的机器声，持续了一小段，然后停了，像是完成了今天最后一道工序。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走回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