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姓王了。”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地还是你的。入股是经营权，不是所有权。”我说。
他沉默了一下：“我知道合同是这么写的。但这几年各地都在搞土地流转，有些地方确实出了事。地交出去之后，承包商跑了，租金拿不到，地也荒了。我不是不信你，是不信这个事。我家的地是我爹传给我的，我不能在我手里把它弄丢了。”
当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土地股份合作的推进并不顺利。老赵退出之后，观望的人更多了。他们在确认——确认那块地流转出去之后，是不是真的还属于他们。土地股份合作这件事，对于这个村子来说，是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台阶比第一次流转要高一些，也窄一些。那些已经跨上第一个台阶的人，站在第二个台阶前面犹豫了。他们能接受“把地租给别人种”，但还不太能接受“把地拿出来跟别人一起种”。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一趟石槽沟，在村委会门口遇到了李长山。他正蹲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碗已经凉了的茶。“昨天又有两户来找我，说不签了。”他放下碗，“怕失地。说最近几年流转土地的事在全国都有发生，怕地交出去了就再也要不回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这不怪他们。他们种了一辈子地，地就是他们的命。”
我在他旁边蹲下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碗：“那我也每天来，一直到他们把心放下为止。”
天黑之后，我沿着那段新路走了一趟。路灯已经亮了，路面在暮色中泛着灰白色的光。走到双河村口的时候，我停下来，蹲在路边，用手按了一下路肩边缘。石槽沟那些正在观望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改变，而是需要在改变之前确认那道门不会在身后锁上。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调整土地股份合作的宣传方式。让合作社的周老板把种植计划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村委会门口，写清楚今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预计收益多少。然后让人把合同拿给村民看，用铅笔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流转之后的收益预测，一条是收益分配的大致流程。有人蹲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来问，但也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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