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的。
窗外还沉在青灰的底色里，路灯一盏接一盏熄了，像被无形的手逐一按灭。我翻了个身，枕边手机屏幕亮起——是林砚发来的消息：“晨光班今天第一节是《论语·学而》精读，教案我改好了，放在你办公桌左上角蓝色文件夹里。”没有标点，却像一滴温水落进冷瓷碗，清脆、笃定、不惊不扰。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这行字本身，就让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同样没有星子的凌晨。
那时我刚调入青梧中学高二年级，接手“晨光班”——一个全校闻名的“问题班”：七名留级生、五名单亲家庭孩子、三名曾因冲突被记过、还有两个被原班主任私下称为“情绪不定时炸弹”的男生。校务会上，教导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平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余量：“陈老师，您带过省德育示范课，理论扎实，心理培训也全勤……这个班，我们想试试‘道德育人’的深度实践。”
我没应声。只是低头看着自己指甲边缘微微翘起的薄皮——那是连续熬夜批改周记留下的痕迹。我教语文，但更常被叫作“陈老师”，而不是“陈语文老师”。因为学生写给我的纸条里，总爱画个小太阳，底下歪歪扭扭写着：“陈老师，你说话的时候，我好像看见光了。”
可那会儿，我并不信光。
我信逻辑，信结构，信分数能换算成未来；我不信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让张锐放下攥紧的拳头，不信“见贤思齐”四个字能填平李薇眼底三年未愈的空洞。她父亲坐牢，母亲改嫁，她住校三年没回过家，每次家长会，她都坐在最后一排，把脸埋进臂弯，肩膀不动，可校服后背总洇开一小片深色水痕。没人敢问，连值日生擦黑板时，都会绕开她座位旁那块区域，仿佛那里悬着一道看不见的结界。
直到那个雨夜。
十月末，冷雨下得毫无征兆。晚自习结束铃响，我抱着一摞作文本往办公室走，半路听见实验楼后巷传来闷响。不是哭声，是钝器砸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下，两下，第三下时，夹着一声极短的抽气——像被掐住喉咙的猫。
我跑过去。
张锐骑在李薇身上，右手高举，手里攥着半截断掉的塑料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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