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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报办了两天，用了整整一盒彩色粉笔。标题写的"一九九九年度计生工作要点"，用红色粉笔勾了边，蓝色标重点，白色写主要内容，暗格里的"三为主""三结合"排得像列队的士兵。服务站的姑娘们路过时，总要站着看半天，说"比上次还写得还齐整"。
我说：久了没有写粉笔字，手会生疏了，跟你们做刮宫引产手术一样的。
我心里却发沉。傍晚，专门去拜访黄老师，跟他道歉，说我不是有意断他办板报的财路。他囗上说没事，可心里一定过不了这个坎。我也让他吃了定心丸，来仙姑区是过渡期，不会很久的，他好奇地问：这么快就要离开吗？不要走吧，见到马伏山老乡，我们好不容易啊。他正在给那五岁左右的男孩削铅笔，孩子的小手攥着块橡皮，在作业本上涂涂改改。"黄老师叹了口气说："爹妈都去广东打工了，扔给我们带。"
孩子抬起头，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眉眼像极了一个人。我问老黄，他是谁的儿子？仿佛觉得好面熟。
小男孩把黄老师叫姑爷，把孩子放在大姑母家，留守儿童一个，命苦。原来她的母亲——当年铁钉职高的校花余娟，长发及腰，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山不转路转。那时，学校年轻人一下就多起来，差寝室，余娟参工后被安排在我隔壁，与办公室打字员颜娟住在一起，各铺一张床。余娟负责养养殖搞实验的兔子，一天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去院墙外的农田及荒坡割兔草。太阳大，天气热，下雨天淋湿衣服，她背起一筐小草，有时累得汗流浃背，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我们这些男子惜香怜玉，都为她抱不平。她的心情一下就落入低谷，都想辞职不干。她后悔说，这是啥子指导教师，分明就是一个农民。她在通行的走廊上吃午饭，跟我们聊天时，说不该要这个工作，太伤面子了。还埋怨我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寻找她，费那么大的事，就把她招进来做这又脏又累的农活，太不值得。当时，那颜艳也落井下石说：就是不该进这样的学校，太窝囊了。颜艳还说我帮余娟做了一件坏事，要是找不着，就不会受这份苦。不来这里，早就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人家余姑娘那么漂亮，还愁找工作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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