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历六年三月初一，紫禁城文华殿。
早朝刚散，户部尚书王邦瑞就被叫到了这里。
这老头儿今年六十五了，掌管户部八年，头发白了大半，可此刻手里捏着那份刚出炉的《商税则例》草案，手却在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靖国公，这、这真要行？”
苏惟瑾正坐在东边的太师椅上喝茶，闻言放下茶盏:“王尚书觉得不妥？”
“不是不妥，是……”
“是太好了！”
“太好了啊！”
他快步走到苏惟瑾面前，老眼放光:“您知道去年商税收了多少吗？”
“六百万两！”
“六百万啊！”
“可这钱收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话说得掏心掏肺。
大明税制，田赋是“正课”，商税是“杂课”。
杂课什么意思？
就是可收可不收，收多收少看地方官心情。
商人地位低，被盘剥了也不敢吭声，只好变着法偷税漏税。
朝廷实际收到的，十成里能有四成就烧高香了。
苏惟瑾这份《商税则例》，第一句就石破天惊:
“自道历七年始，商税升为正课，名‘营业税’，与田赋并为国库两柱。”
后头细则更详细:
坐商按店铺规模，征“门摊税”，分五等——一等年税百两，五等年税五两。
行商按货物价值，征“过路税”——各府设“税课司”，一税通行，严禁地方私设关卡。
海外贸易，征“海关税”——月港、泉州、广州三处海关，税率按货物种类定，最高不过十税一。
“税率都不高，”
苏惟瑾指着草案，“可规矩得立起来。”
“纳税是义务，偷税是犯法——抓住一次，罚十倍；抓住三次，抄没家产。”
王邦瑞连连点头，可随即又皱眉:“只是……朝中反对声怕是不小。”
“那些清流，最见不得商人得势。”
“若将商税升为正课，岂不是抬高了商贾地位？”
“所以才要给好处。”
苏惟瑾笑了，从袖中又抽出一份文书，“看这个。”
王邦瑞接过，只见标题是《优商三策》:
一、年纳税超千两者，授“义商”匾额，本人及嫡子可见官不跪。
二、年纳税超五千两者，可“捐监”——捐银五百两，嫡子一人入国子监为监生，有科举资格（每府限十名）。
三、各地商会可推举代表，参与地方“税政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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