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替这些不识字、嘴又笨的苦人，把他们说不利索、却实实在在揣在心里的那点惦念，一笔一笔，给妥帖地落到纸上。一封信两文钱，他写的不光是字，是隔着千百里地的一点牵挂。
写完，他吹了吹墨，递过去念了一遍。念到“娘，儿在外头一切都好，勿念，开春就回来看您”那句，赵脚夫这黑脸大汉，眼眶忽然就红了，赶紧别过脸去，粗着嗓子掩饰：“这炭盆……熏得人眼睛疼。”
江砚没揭破，只低头把信仔细叠好。
“两文。”
赵脚夫掏钱的时候，又从怀里摸出个还带着体温的烤红薯，硬塞给江砚：“先生,这个你拿着。揣怀里揣半天了,给你暖暖手。”
“使不得，”江砚要推。
“拿着!”赵脚夫把红薯往他手里一按,黑脸一板,“你给我写的这信，比那两文钱值多了。拿着!”
说完，揣着信，乐呵呵地走了。
江砚捧着那个温热的红薯，怔了一下，到底笑了。
里屋，秦伯刚送走一个抓药的老婆婆，掀帘出来，正看见这一幕。老头哼了一声，嘴角却翘着：“瞧瞧，我这病坊，如今倒成了你江先生攒人缘的地界了。”
“是秦伯的病坊养着我。”江砚把红薯掰成两半，递过去一半，“您尝尝，赵大哥给的。”
秦伯接过来,也不客气,就着炭火,一老一少,各啃半个红薯。红薯烤得透,瓤儿金黄,又甜又面,热气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
“这日子。”秦伯啃着红薯，含混地感叹了一句，没说完。
可江砚听懂了。
这日子，比起几个月前，是真的不一样了。
那时候，他刚从沈家村逃出来，一身是伤，一无所有，连下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今呢？头上有片瓦，灶上有口热乎的，手里有门能糊口的营生，身边有个待他如子侄的老人，门外还有一坊念他好处的乡邻。
这点光景，搁在太平年月，算不得什么。可在这连年边患、流民渐起的北境乱世，一个外来的、无根无底的少年，能挣下这么一隅安稳，已是天大的造化。
午后的小铺，渐渐又来了人。
卖针线的妇人来了，给孩子抓退烧的药，临走，硬塞给江砚一双她连夜纳的厚棉鞋垫：“先生天天坐着写字，脚底下凉，垫上。”
隔壁卖炊饼的张二嫂来了，记一笔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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