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扎进去，转眼又跑出来，脸色白得像张纸，一屁股坐在路边，双手抱着头。
吕大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上前去，问道：“这位大哥，可是丢了东西？”
那人抬起头来，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皮白净，像是个做买卖的。他上下打量了吕大郎一眼，嘴唇哆嗦着说：“实不相瞒，我丢了一个青布包袱，里头有二十两银子，是做生意的本钱。您看见了？”
吕大郎问：“包袱里头还有什么？”
那人愣了愣，说：“还有几吊铜钱，一封书信。”
“信上写的什么？”
“是我写给妻弟的，托他在松江帮忙置办一批棉纱。信末还有几句家常，说我家中小儿近日发了疹子，已见好转，让家里不必挂念。”
吕大郎一听，从怀里掏出那个包袱，递了过去。那人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银子书信一样不少。他呆住了，抬起头来看着吕大郎，半天说不出话。
这人姓陈，单名一个“顺”字，在南通州做布匹生意。这一回是去松江进货，路过此地。他拉着吕大郎的手，说什么也要分一半银子给他。吕大郎推了两回，推不掉，便说：“这样吧，我也不要你的银子。你既是做布匹生意的，日后有机会，咱们做趟买卖。”
陈顺听了这话，越发敬重他，当即问了吕大郎的姓名住址，又硬拉着他去路边的酒肆里吃了顿饭。两人喝了几杯酒，越聊越投机，陈顺便问起他家中情况。吕大郎喝了酒，话也多了些，便说起自己当年丢了儿子的事。
陈顺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问他：“那孩子身上可有什么记号？”
吕大郎说：“左脚底板有颗黑痣，黄豆大小。那年给他做周岁，他娘抱着他洗脚，我亲眼看见的。”
陈顺放下酒杯，又问了一句：“丢的时候，几岁？”
“三岁。”
陈顺没再问了，只是给吕大郎斟了杯酒，说：“吕大哥，您这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的。”
两人吃完饭，各自散了。吕大郎回到家里，把这事跟妻子陈氏说了。陈氏听完，叹了口气：“你呀，二十两银子，够咱们吃两年的药了。”
吕大郎憨憨一笑，说：“不是咱的东西，拿着心里不踏实。”
过了三个月，吕大郎正在铺子里理布匹，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吕大哥在家吗？”他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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