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班纳特先生说出了她打算向伦敦大学捐资两万以促进女性获得学位这件事
“爸爸，您上过牛津，对大学里面的规矩应该比我清楚。您觉得这件事，从牛津那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经验？”
班纳特先生端起茶杯，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犹豫怎么回答。
“牛津大学比伦敦大学老得多——那是十二世纪就有的东西，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恰好赶上过一次宪章是否应该跟随时代变化而进行修改的辩论。”
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带着一点自嘲意味的弧度，“当然，我只是坐在辩论社的角落里听，没有资格上台发言。但我记得那次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最后支持修改的一方失败了，因为不支持修改的主辩手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先生。”
伊迪斯安静地等着父亲继续往下说。
“那场辩论教会我一件事，”班纳特先生看着伊迪斯，“很多东西都不是靠道理赢的。是靠人。你得先搞清楚谁支持你、为什么支持你，谁反对你、为什么反对你，还有那些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人——他们也很关键。”
“我在伦敦跟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谈过一次，她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人脉。她愿意用这些人脉来支持这笔捐资背后的政治游说。”伊迪斯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
他显然没想到当年朗伯恩的家庭女教师已经变成了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