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的9月10号，华夏人的教师节，但对于这间手术室里的人来说，这个日期仅仅象征着是他们进驻这里的第38个晚上。
其次，对面代号雪绒花的姑娘来自奥地利，德语名字叫做克拉拉.霍勒，半个月前才刚刚过完25岁的生日。
她的生日蛋糕是一块压缩饼干，生日蜡烛则是一根火柴。
第三，隔壁负责另一个手术台的，便是亚沙尔的父母，代号缝纫机的赛林·雅曼，以及代号摇篮的朱莉娅·希娅。
至于那个脖子上挂着拍立得相机的小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做拉玛·阿布·乌沙，她是大概两周前被雪绒花捡回来的。
别看这个姑娘才刚刚11岁的年纪，但她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
这个医疗小组的“童工”不止拉玛，还有她的哥哥，刚刚16岁的艾德·阿布·乌沙，以及另外两个被留下的孩子——15岁的男孩汉瓦德·卡尼，以及14岁的女孩达拉尔·阿巴斯。
无论乌沙兄妹还是汉瓦德或者达拉尔，他们都是战争孤儿，留下他们在血腥的手术室里工作，是在场的四位无国界医生能对他们提供的唯一的保护措施。
这四位童工里，拉玛负责手术室里的翻译工作，以及给新生儿拍照和登记包括父母在内的姓名，她的哥哥，16岁的艾德负责在手术室外安排进行手术的顺序。
14岁的达拉尔负责守着手术室的木门，15岁的汉瓦德，要和艾德一起负责把完成治疗的伤员推出去，以及把等待接受治疗的伤员推进手术室。
至于推进来的人为什么受伤，手术室里包括卫燃在内的四位无国界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询问——他们只负责治疗。
一个伤员挨着一个伤员，包括卫燃在内的众人，每两场之间的手术能用来休息的时间仅仅只有不到一分钟而已，但从外面送进来的伤员却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一般。
“噗噗噗”
就在卫燃即将完成对担架车上这名伤员的最后包扎时，头顶挂着的煤油汽灯释放的光芒也开始跳动。
“缝纫机先生，我们还有燃料吗？”代号雪绒花的护士克拉拉用法语高声问道，这已经是她和卫燃负责的第17台手术了。
“没有了”
隔着拉帘，代号缝纫机的赛林·雅曼一边忙活一边答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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