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怎么说的就怎么说。”有人坐在长凳上沉默地听着，有人在自家窗台上刷着漆也不时往这边看，有人扛着锄头路过村口被叫住之后也停下来，把锄头靠在墙根，站了进来。李长山安排了几个人，用最朴实的句子说明了时间和地点。
那几天，我开始为省报的采访做准备。不是准备一套说得过去的汇报材料，而是把石槽沟土地流转的整个经过从头到尾理了一遍，哪些事是村民自己推出来的，哪些事是在几场对话之后慢慢定下来的，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李长山那边也通知了几个人，老李、赵铁柱、周老板，都说好了到时候来。
省报的记者要来采访这件事，在村里传得比预想快。当天下午，我到石槽沟的时候，地头的滴灌带已经重新理过一遍了，田埂上的草拔了一部分，剩下的那些贴着地面，周老板说不用拔完，有点草显得更自然。傍晚我在合作社门口碰到了赵铁柱，他刚干完农活，放下肩上的工具：“省报的人，问话会细。”我蹲在门槛上：“那你说实话就行。”他想了想：“那行。”
周二上午，那辆白色越野车停在合作社门口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没多久。地里的菜叶上还挂着露水，空气里有股翻耕过的潮润泥土味，像是专门等到今天才把这一季的气息彻底释放出来。方远从驾驶座下来，穿着一件灰蓝色夹克，手里拎着一台相机。副驾驶下来一个年轻人，胸前挂着一台长焦相机，穿着黑色摄影马甲，下车后没有急着拿设备，先看了一眼四周，像是用目光替镜头先框一遍构图。
方远没有马上进合作社办公室，先沿着田埂走了一趟，把相机拿起来拍了几张。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等自己先跟这片地建立起某种默契，然后才决定哪个角度值得停下来。那个年轻人跟在他身后，也在拍照，但角度不一样，一个蹲在田埂边上拍地面，一个站在更高的位置拍田埂和远处山脊的轮廓。
走完一圈之后，方远在合作社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把相机放在膝盖上：“我今天来，不是来听汇报的。我想见几个真正种地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你那个保底八百的事，我想看看合同。”周老板把合同拿过来，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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